2011年4月19日星期二

每一个行动都是公民责任的历练

                       
                         
每一个行动都是公民责任的历练
            
                     ——回应友人转发的丰三郎文章

**:你好。

        谢谢你的转贴,我看到了。我觉得丰三郎提出了很重要的问题。毕竟田玉的遭遇是少数,那些其他的跳楼工人的命运如何?更还有学者有关富士康的调研报告,深入的讨论在哪里?媒体本应该去跟进,但是在此止步不前了。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也觉得,我们不能小看公民个人的努力。因为我们不能说改变不了社会,那就干脆啥也不做。这就是我觉得明星救狗也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作为公民对社会责任的认识过程;社会只会因为集聚起这些微小的动力而获得渐渐的改变。中国只有一个艾未未对吧,可是这样的一个个体,他是多么容易被伤害。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看到每一种微小行动的力量和积极性。人们在这样行动的连结里认识到我们共同生活其中的社会环境,并且开始思考可能的改变。例如,有了田玉拖鞋的故事,就有了新的质疑:媒体能不能走得更远呢?对不对?但是媒体在新闻报道上的限制,媒体人都很清楚;不是他们不想报,而是不让报。那么,这一步跨不过去,这个限制,由于田玉做了拖鞋,产生了新的报道,就有的平衡就被打破了。因此丰三郎又提出了新的问题,这不是很好吗?

       大多数人做不了艾未未,可是买一双拖鞋,打一个电话,总是可以做到的,并且也没有风险。如果大家都能守望相助,是不是会更好呢?我不是政治家,我考虑问题不是从那种国家大政治出发的。但是,我看到个人的生活有了希望,这也让我有一点高兴。让田玉躺在病床上休息吧,从我对他们家的了解以及中国目前的现实来看,我觉得不是他们的愿望。田玉也不会希望人们一直视她为病人,这个家庭希望在现实中找到出路,希望看到孩子有新的生活能力。拖鞋有销路,全家都高兴啊。

       但我更高兴的也在于,丰三郎的文章提出了进一步的问题,引发新的思考。这是多么好啊。

艾晓明有关田玉故事的图文链接:

一 富士康跳楼幸存女工田玉:100张图片里的生命故事

二 那个叫田玉的女孩怎样了:续田玉百图故事

三 你为什么关心那个叫田玉的女孩

[个论]丰三郎专栏:让躺在病床上的人们休息吧

摘要:我的预言落空了,这份调查报告受到舆论的冷遇。在种种压力之下,拷问和追究并不是媒体想要的主题,也少有社会名流愿意为抗议权势而发声。媒体和名流们所期待的,是一个“感动中国”式的故事。田玉的幸运在于,她的故事前半段被淡忘之后,后半段满足了这种要求。
    ■媒体观察之丰三郎专栏(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17岁的湖北姑娘田玉,技校毕业后应聘去深圳打工。上班第37天,她从宿舍四楼跳下,成为去年著名IT代工企业连续跳楼事件中的第二例。她幸存下来,经救治后腰部以下瘫痪。她的故事曾经发上微博,但是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跟无数不幸事件中的受害者一样,她也很快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直到最近,她再一次成为新闻的主角,微博上数万人为她提供支持和帮助,媒体和网络的力量让她重新“站”了起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因为田玉拥有了一个新的故事。她一直得到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和深圳晚报记者陈远忠的帮助,但最终因为费用不够而放弃治疗。后来,陈远忠给她寄去一本香港出版的《手工编织拖鞋》。她和家人经过反复对照练习,编织出了50多双拖鞋。陈远忠不遗余力地帮助她推销,并把消息发上了微博,迅速变成网友的爱心接力行动,订货电话响个不停。田家努力编织拖鞋,月收入可望达到4000元。

    正如陈远忠所说,“用行动去见证希望。”生活中有太多的绝望,田玉的故事让无数人受到鼓舞,让他们看到可以用坚韧和创造去改变命运。由微博名人和无名网友共同参与的爱心行动,也再一次让人看到公民社会的雏形。

    但是,田玉的遭遇也让我们看到媒体的微妙选择。从一个健康活泼、到远方寻找新生活的姑娘,到一个半身瘫痪、只能在家编织拖鞋的残疾人,田玉的故事是一个完整的链条。媒体舆论感兴趣的,只是她“躺在病床上也能编织阳光”。田玉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倒霉蛋,她原本不必这样感动大家,而是去过平凡快乐的日子。(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IT代工名企连续跳楼事件发生半年以后,两岸高校数十名师生组成调查组发表了调查报告。在此报告发表之前,我曾经对领头的老师说,你们正在制造舆论的轰动。因为他们的调查显示,IT工厂的管理比外界猜想的还要糟糕,不仅是“血汗工厂”,根本就是“血肉工厂”,而且跳楼悲剧发生之后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调查报告中,专门用一章来讲述田玉的遭遇,以“陌生的工厂”、“令人窒息的流水线”、“冰冷的宿舍”、“被人遗忘的原子”为题,指责严厉的企业管理将没有社会经验的田玉囚禁于孤独、绝望之中,“将这年轻的生命一步步逼上死亡的深渊。”田玉的父亲也在一封公开信里说:“尽管田玉最终跳楼是个错误的决定,但是我们认为: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工厂里的氛围跟我女儿的这种选择有重要的关系。”然而,为了获得企业18万元“人道援助”,田家被迫签下协议,承诺不得提起诉讼,或借助媒体“炒作”影响代工企业及其客户的声誉。(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我的预言落空了,这份调查报告受到舆论的冷遇。在种种压力之下,拷问和追究并不是媒体想要的主题,也少有社会名流愿意为抗议权势而发声。媒体和名流们所期待的,是一个“感动中国”式的故事。田玉的幸运在于,她的故事前半段被淡忘之后,后半段满足了这种要求。

    如前所述,我并不否认这类爱心故事的价值。但是,它也潜藏着这样两种危险:第一,眼泪可以表达真情,但也可以模糊视线,让我们看不到社会对于当事人的悲惨处境的责任,进而劝诫当事人,“命苦不能怨××”,只能自己多努力。第二,因为感动而伸出援手,并不能帮助更多普通的不幸者,而只是极少数有特殊故事的人。对于那些“穷得连故事都没有”的绝大多数,媒体根本没有兴趣。即便田玉不用“躺在病床上编织阳光”,也有阳光穿过窗户照亮她,让她安心治疗和休养,那才是一个更好的社会。

    (作者系媒体从业者)

2011年4月11日星期一

王小波:一代人的精神标识


王小波:一代人的精神标识

艾晓明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十年之前,我几乎就王小波所有的作品写了评论文章。在网上,不难找到这些文章,尽管有的给换上了艳情的标题,或者仅仅是摘选了片段。十年来,我自己的关注也有很多变化:从文学到文化、从妇女到性别、从校园到社会……我的写作方式也转向纪录片的视觉再现。在某种程度上,我不是今天来写王小波评论的合适人选了,因为今天的我既不是一个始终如一的读者,也不再是圈内的评论家。

时间过去了十年,王小波已经有了很多的读者,他的作品也有精美的装帧和多种版本,在某种程度上,王小波几乎成为流行作家,如今大学里的年轻人,很多人会说他们喜欢王小波。

回望十年心路,我问自己,在什么时候你记起了王小波———作为作家、作为朋友、作为一代人精神标识的这个人?

我常常想起———王小波在《寻找无双》前言里说的话:“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完以后,我忽然想起了《变形记》(奥维德)的最后几行:吾诗已成。无论大神的震怒,还是山崩地裂,都不能把它化为无形!”

大神何至于震怒于诗?这真是一个贯穿古今的艺术命题。有一年,我在阿姆斯特丹一日游,我没有去看伦勃朗画展,也没有找大风车或者郁金香,我去了三个地方:一个是安妮·弗兰克居住的老房子,时隔半个世纪,那座老房子被完好地保存下来。来自五大洲的参观者,重新走上狭窄的楼梯,体会那个犹太少女,在死亡威胁下、被密闭于室的感受。我又去了酷刑博物馆,看到了很多木质或铁制的刑具,仿佛来到红拂申请自杀的那个时代,看到了人类在毁灭肉体方面的创造能力。最后几分钟我冲进了火车站附近的性博物馆,进门不远有一个小小的密室,我的头刚刚探向那个神秘的小窗,一个男人忽地掀开衣襟扑上前来,一股液体喷薄而出。这个真人蜡像肯定吓晕了不少游客。

在这几个地方,我都看到了大神和诗人的对立。

王小波的小说里,充满了这类人物和情节,它成为一个贯穿性的母题,可以简单地归之于一场无法妥协的征战,是自由对专制、理性对荒谬、智慧对愚昧……这类对立还可以延伸下去;但是它不仅是发生在今人和古人、王二们和领导们之间,它更多地发生在人物的自我想象中,这个自我不断增殖繁衍,变成自己对自己的讨伐、内省、拓展和衍变。它拒绝了单一涵义的解释,它无法被神秘化和权威化,前一分钟是权威,后一分钟就变成了笑柄,无论是红拂、无双还是薛嵩都是这样。果戈理的《钦差大臣》里有句台词:你们笑什么?笑你们自己。是的,我们都是红拂,我们也是薛嵩;当我重读《万寿寺》或者《红拂夜奔》时,我常常感觉到,这里很像是作者自己在和自己下棋。他设套、然后解套;几乎每走一子,他都在做局,继而破局。如果你是个喜欢下棋的读者,你会觉得跟上了一个高手,每一步都通向了未知。这时你还能看见,从梦中醒来的人头、蚂蚁走过的路、蓝色的刺客、绿色的爱情以及自由派和学院派结成的各种变动不居的关系。



王小波的胞兄王小平曾经谈到王小波视觉想象的能力,在他的小说中,随便找一个段子,都能找到那种画面和镜头的感觉。当我在王小波电脑上看他的小说手稿时,那时我还没有电脑。我还记得王小波曾经在电话中和我说到,他很想琢磨着用电脑做动画、做电影。那时的我,对他想象中的事物非常陌生,无法回应。十几年过去,我终于对电脑制片有所尝试,时不时就会想到,王小波小说的很多段子,可以很容易地改编为电影。

我看过给王小波小说做的个别插图,总的印象是,还不够抽象和超现实。我曾经拿毕加索的那些素描自画像去配王小波的小说片段;我感觉,那种夸张的裸体画,与小说中的诡异人物非常契合。

但什么人可以拍出王小波小说世界的意境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候选人:一个是南斯拉夫的电影导演库斯图里卡,他拍的Time of the Gypsies(很多人翻译成《流浪者之歌》),就有着那种黑色幽默风格,悲情与喜剧融合、眼泪与戏谑并置。

另一个是捷克的电影导演杨·史云梅耶,如果你看过《浮士德》、《树婴》、《斯大林在波西米亚的死亡》或者他的其他动画片,就能理解他为什么成为了我的偶像。在一部纪录片里,我看到他缩着头,裹在大衣里走入芸芸众生,简直就想扑上去给他一个拥抱。这是多么机智的艺术家,史云梅耶调动了诸如《浮士德》、《好兵帅克》这样的精神资源,又复活了木偶戏、寓言和超现实艺术的传统,在透视现状的技巧上,他是卓绝的一例。

我还特别喜欢看史云梅耶说,他怎么和妻子(也是做木偶戏的艺术家)一起去院子里挖树根,找那个死鬼小人崽。在《树婴》这个片子里,一位不能生育的女子疯狂地爱上了小木头妖怪,无论他是多么地嗜血,也不能改变她的狂热。这种施虐和受虐的关系,在王小波小说中构成对革命时代的精神分析。但就艺术来说,有趣味的是呈现那不可能之事物的细节。史云梅耶拿个锄头在林子里挖树兜子,王小波在电脑上把一个子虚乌有的凤凰寨写个十七八遍,这是艺术家恪守的工作方式。籍此,他们把观众引入趣味的世界。

趣味是什么?复杂地说,是与众不同、新意、未知或反叛。简单地说,就是让我们开心的事情。史云梅耶用动画做出过极权世界如何无趣的场景,那就是在传送带上团出一模一样的典型人物,继而全部吊死再和泥巴团新人。哦,对了,假如要问谁可以拍出反乌托邦的趣味性,我还应该推荐南斯拉夫的另一位电影导演马卡维耶夫。他拍摄过《甜蜜电影》、《赖西:有机体的秘密》,那里面,充满了拉伯雷式的反叛和狂欢。中国小说家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可以置于这样的语境。


有一位朋友曾经指着我的书架,不怀好意地问我,假如把你囚禁起来,只让你带五本书,你会带什么?

我在架子上扫了一遍,回答说,第一是福柯的《规训与惩罚》,我得要看看福柯怎么讨论微观权力学,就近观察监狱以及从监视塔上鸟瞰被监禁者的处境。第二是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的《福柯摆》,我看过他的《玫瑰之名》、《昨日之岛》,他对中世纪反智征战的想象让我着迷。第三,应该看葛兰西的《狱中书简》吧,看他如何从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思考里发展出有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达成共识的理论。第四应该带一本英汉对照的四书五经打发时间,也不至于废了我的文功;第五,我会拿一本王小波的《万寿寺》,作为拯救智力的游戏。

我也经常改同学们的论文,这一代啊,在网络知识唾手可得的时代,他们再不用推敲文字。通篇都是拾人牙慧,我觉得好可惜。这样下来,他们如何能够理解王小波在《我的师承》里谈到的汉语的韵律和诗意,又如何赢得思维的乐趣?那是王小波所说的“远离偏执,从建设性和创造性的工作中获取幸福 ”啊。

但我的观察也许肤浅,我的忧虑也许多余。每一代人都有自己需要面对的困境,从而也磨砺出这一代的精神强者。在新年的第一天,我收到一位我指导过的硕士生、现在美国读媒体研究的年轻学者陈雯锐的来信,她的话语多么激越畅快,仿佛与十几年前王小波最后的电子邮件遥相呼应:“自从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

下面全部来自我这位年轻朋友的新年献词:

“……我不停地盼望着你的歇菜。因为你的歇菜,就是我的希望;你的收敛,才是我的自由。我看着你爱慕虚荣,我看着你不务正业,我看着你好为人师,我看着你眼高手低,我看着你嗜财如命,我看着你虚情假意,我看着你占尽便宜,我看着你玩弄权威,我看着你自以为是,我看着你机关算尽,我看着你蠢话连篇,我看着你自我麻醉,我看着你枉度青春,我看着你殃及他人……我不停地看着你,看着你们,盼你歇菜,因为你就是我的一部分。我还不够强大,因此我盼着身边的你少一点、再少一点,直至在我的生命里消失。

我在看着你。

总有一种力量让你措手不及,总有一种力量会让你最后彻底怀疑自己。这种力量,来自新的知识和人格,新的词语和态度,新的视野和生活方式,让你无法适应、无法面对、无法交流。我和你,有本质的区别———但我既不是你的继承者,也不是你的反对者;我借助你的失败火光反复排毒,日复一日地训练手脚,试探水深。我不温不火,不离不弃。在时间面前,我胜算在握———要用创造力、生命力、勇敢和幽默感,将你慢慢地抹去。

时间打在你的脸上,平静留在我的心里。不管怎样,你都将先行离去。这不是诅咒,而是我的态度。我不否认你的善良,但这远远不足以成为评价你的主要标准,正如我的‘忤逆’。我是谁?天啊,我远比你想象的复杂,也远比你想象的单纯,我是他妈的新的力量。”

谨此,纪念王小波,一位艺术家和友人。

             2009年1月8日


原载2009年1月8日《南方都市报》

2011年4月9日星期六

今天,人人都可以成为艾未未

今天,人人都可以成为艾未未
艾晓明

艾未未昨天在北京机场被带走,此后失去消息,其工作室和家人住处都被查抄,抄走三十多台电脑等。到今天晚上9点,世界各大主要媒体都报道了这个消息,不奇怪,中国的主流媒体当然没有报道。

很多推友在推特上呼吁释放艾未未,签名正在进行时,艾未未的研究网站也在运行中,昨天到今天36个小时过去了,依然没有看到新的消息。

对艾未未被拘禁事件,下面是几位资深媒体人和律师的网上评论:

彭晓芸:老艾展示了一个艺术家如何介入社会,他颠覆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形象,少了那股明哲保身的中庸小聪明和酸文人气,他有国际视野,他幽默可爱,他深谙公民运动的边界,他并不是政治革命家,不过现在当局努力在培养一位政治对手。

五岳散人:靠恐怖与失踪来消除异议、统治国家,第一不能算是盛世,因为没有一个盛世是在刺刀与警棍中实现的;第二是不可长久,多少个前车之鉴已经证明了这点,以后还会接着证明。

翟明磊:做为研究公民社会的学人,艾未未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大公民,查访死亡学生名单,纪录杨佳案,仗仗漂亮,这样的人应当请到主席台上替换那些人模狗样的道德标兵,而不是关在囚车里。——当然老艾会在主席台上翻跟头树中指的。

浦志强:杨佳案他呼吁公正,川震人祸他推动调查,老谭入狱他作证遭袭,艳萍被抓他回马枪搭救,艺术家遭拆他冲上长街,胶州路大火他走访真相,钱云会惨死他直面媒体人。这世道有他没啥不同,没他却大大不同。赶明儿他出来,我还得面对这胖脸,所以我无法沉默。

艾未未做过什么?要了解艾未未很容易,他的博客文章和纪录片都在网络上流传着。关于艾未未的纪录片,我在去年接受台湾学者、乐评人张铁志为英国《新左派评论》所做的采访中专门谈到这样几点:

我认为,在中国公民运动中,有一批社会运动记录者。大体可以分为我觉得有几个脉络,像老虎庙那样的随时直播——老虎庙新闻台。像艾未未的直接和及时记录。艾未未创造了很多记录经验,特别是2010年,中国的公民影像有非常多的突破。艾未未作品是其中之一,当然作品不一定他拍,我指的是作为一个团队的作品,以他为导演的作品。

艾未未创造的经验,一个是对待冲突的态度。因为过去我们拍,会觉得在冲突中只能偷拍,因为你没有能力和警察冲突。但是艾未未他们创造了一种直接冲突的经验,并且能够以技术手段转败为胜。因此,他非常有力地强化了公民拍摄的合法性,就是我有权拍摄,我有权监督。他呈现了在公权力面前,拍摄者应该有什么样的位置。过去这个位置是不被强调的,因为我们觉得拍摄者很弱小,随时会被击碎,所以是避让的。但是艾未未他创造了这样一种姿态,他一下子突破了一大步。这个突破不光是影像内容上的突破,很重要的是:一个拍摄者站起来了。这就是说,拍摄者不要跑,拍摄者站起来这个态度、这个姿态,非常有启发性。站起来,不退让,拍到底,对拍。这是一个突破。

再一个,艾未未他们做到了及时拍,及时上传。这也是他的一个理念:速度很重要,做事的效果跟速度有关联。所以他及时拍,立即传。还有一个经验是,就是他运作了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当它彼此一起工作的时候,它的力量、团队协作,是个人拍摄不可取代的。

第四个是艾未未创造了无偿传播的经验,他大量拍,大量送,鼓励推友上网,鼓励公众参与。他用很多艺术的方式,使大家的参与成为可能。这不是在观念上的参与,而是说,我有一个主意,这个主意你也可以做到,并且也不需要承担很多风险。就像他去年的声音作品《念念不忘》。艾未未团队创造的这些经验,是中国公民运动中新创举,非常值得推广。

今天我在推特上发了两段话:艾未未被抓走,也许几天后会回来,也许几年也不回来。而他身后的观众,可能有几十万。其中,80后90后是大多数。潜在的、他的同龄人还有很多。艾未未留下了他的观众,这个观众群里有无数人会继续艾未未的理想和实践。在这个意义上,艾未未不战而胜。

有关艾未未不战而胜,我既不是指他不会吃苦头,也不是指他没有受损失。而是说,在挑战强权的方式上,艾未未有他的奇思异想。他不光是勇毅过人,而且精灵鬼马,妙趣横生。这是中国多么稀缺的人格,是年轻人多么向往的个性。强大的国家机器,跟一个艺术家比聪明才智,套用流行的咆哮体:你伤不起啊伤不起。(写到这里,不禁还担心,咱们国家的领导人,不是都有子子孙孙的在海外留学或者定居吗?万一他们的指导教授设问说,中国要不要拆了那个艾插手的鸟巢,让这些孩子们怎么解释呐。)

我认为,在中国,真正的艺术家都是国家眼里的坏人。这样的蔫坏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冒出来。几天前在北京宋庄做“敏感地带”作品展的艺术家,那就有比艾未未更坏的。给自己裹花送葬的艺术家黄香被抓了,艺术家追魂和成力被抓了,这样的经历,不激发更强烈的创作灵感,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几个月前,著名的人权律师滕彪、江天勇等失踪了;上个月,为福建三网友案呐喊的公民王荔蕻也被拘留了。眼看着,这个国家的心啊肝就成狗粮了。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民间依然有传唱英雄的谣曲,这里是献给谭作人的歌曲《冷兵器》。而几天前在北京,还有歌手为刘晓波举杯致敬呢。在为云南灾区义演的舞台上,有一首关于比吃盐的歌,其中竟然唱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并承诺下一届发给每一个中国人:

……
甘地得到了它,一个印度人杀死了甘地
马丁路德金得到了它,美国人干掉了马丁路德金
曼德拉得到了它,成为南非第一个黑人总统
一个中国人也得到了它,他现在却回不了家

台下的观众全都听懂了,他们在吹口哨,他们在鼓掌,他们在坏笑。怎么办呢?把他们全部抓起来吧,拉上三道警戒线吧,把每一台电脑都砍掉吧,把每一根网线都扯飞吧,把每个翻墙的张生都电一遍吧……

今天推特上,满屏都是在刷艾未未。今天又是美丽而英勇的张志新悲惨遇难的忌日。从张志新到艾未未,中国的年历翻过了三十多年。清明过去,很快又要到林昭遇难纪念日。网上还能看到歌手周云蓬的诗:

妈妈,谁也别想找到她

给陌生人五分钱
妈妈买了一颗子弹
该把它放在哪里
想看见又不想看见
她成了一个小姑娘
光着脚跑到大街上
她想把子弹藏起来
躲过众人的目光

时间,请你停下来 
在四月的最后一天
让她跑完所有的街道
再放她死去吧

一条街的转弯处
一群孩子追上了她
慌忙中她把子弹藏回了她女儿的身体里
她又把女儿埋到了没人知道的地方
谁也别想找到她了
谁也别想找到她

这是勇敢的歌手献给女勇士的诗篇,但那悲剧太惨烈,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周云蓬没有把它唱出来。我想到艾未未的母亲高瑛女士,还有滕彪律师、江天勇律师的母亲,她们都在找自己的孩子,目前都是音信全无。就在几分钟之前,我看到失踪者古川其妻子李昕艾的推文,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把大孩子安置在别处,抱着五个月的小婴儿在派出所宣布绝食。她希望有人把这个吃奶的婴儿领走,以便她实施绝食抗议,要到她丈夫谷川的消息。

向妈妈要5分钱子弹费处死女儿的时代必须终止但还没有彻底终止,说真话关小号酷刑割喉的悲剧不可重演但依然有重演的可能。中国不能回到任意抄家、遍布文字狱的红色恐怖之中,但抄家抱电脑的事情已经十分普遍。有人说,你再张嘴,下一个失踪者就是你!对此,我姑且引用推特上所传艾未未一段话来说明:“我怕得要命,不是无所畏惧,或许比其他人更要害怕。我之所以勇敢,是因为我知道危险就在那里,如果我不采取行动,危险会越来越强大。”请注意,我说的是“姑且”,它的另一层意思是:你真相信他怕吗?你看那“敏感地带”上的《中国男人》,谁不是脱下裤子,跃跃欲试,向着自由裸奔。

所以我还发了另一条推文:

今天推特上看不到艾未未,今天,人人都可以成为艾未未。如果你喜欢他,你就像他那样去生活,像他那样去爱亲人,爱朋友,爱孩子,爱小猫小狗,爱那些受苦的人并且为他们说话。无数个你成为了艾未未,中国就不必是马勒隔壁大草原了,你这位草泥马太祖可以骄傲地看到,你的后代进化成人——幸福的中国人。

2011年4月4日深夜


相关链接:彭晓芸:抗议者的想象力

张铁志讲座 音乐如何介入社会

时代的噪音:音乐如何介入社会
——台湾学者、乐评人张铁志在广州学而优书店举办讲座

时间:20101218
拍摄、剪辑:艾晓明

中文字幕视频链接:
时代的噪音:音乐如何介入社会(上)
时代的噪音:音乐如何介入社会(下)

平克(讲座主持人、《南方周末》记者、编辑):

各位来宾,非常欢迎大家在这个下午来到新港路的“学而优”,我首先介绍一下今天来的嘉宾,他是台湾非常有名的摇滚与政治评论家——张铁志,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他刚才跟我说,特别要注明一下,还没读完。读了七、八年了。

(读者插话)他比博士生高一级……

主持人:哦,因为高级所以读那么久……谁知道是什么呀……还有他的名头,是现在台湾一本——不知道是不是台港唯一的新闻类的周刊,叫《新新闻》的副主编,他刚刚走马上任不久。当然对于他的情况,我相信在座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我之所以刚才做这么长的赘述是怕有人走错门,在各种签售或者是讲座中,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其实他有两本著作在大陆出版,其中一本叫《声音与愤怒》,那是前两年。这本叫《时代的噪音》,都是讲摇滚乐、社会运动、政治、革命等等这些相关词。所以当我在网上听说铁志要来开这么一个讲座,说实话,我心里有点嘀咕:这个当口儿他来得了吗?可以我到这儿一来发现,好像人真来了,一个也没空,还算是不错。不过刚才由于电闸发生……结果还是空了张椅子……不过大家千万不要瞎联想,这个空椅子和别的没关系。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很多时候是不是他们多想,有时候是我们多想了。反正铁志今天来了,我们非常热烈地欢迎他。

张铁志:各位朋友好,非常感谢“学而优”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跟广州的朋友分享这个新书。谢谢平克老师,平克是《南方周末》的资深记者,是我最早认识的一批大陆的好朋友。我们曾经同居过一段时间,在北京,住在他们家的时候。那也感谢今天的嘉宾——五条人,我是五条人的忠实粉丝。他们今天能够来演出,真的非常高兴。事实上我们这四个人有一定的关系,去年平克在做《南方周末》2009年年度原创音乐选的时候,我是评委;我就大力推荐了五条人,因为我觉得五条人非常棒。后来五条人当选,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骄傲,也非常光荣。因为五条人受到这样的肯定,一个来自广东的乐队,能获得《南方周末》当年的年度原创的话。我跟平克都各自、我负责年度的总结,平克写了一段五条人的介绍,所以有这个缘分。今天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来啊,是为了五条人还是为了《时代的噪音》……

其实音乐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原声带,或者说它是扮演一个黏合剂,很多人听到这些音乐,听到鲍勃迪伦(Bob Dylan)的歌声,开始关心所谓的民权运动,开始关心反战运动。或者有更多的人,因为这些音乐,他们知道在别的地方,在另一个校园,在另一个角落,有人跟他们一样关心这些事情。所以它可以说是黏着或者凝聚了一个世代的青年文化。那这让我有很大的震撼,发现原来我从小喜欢摇滚乐,是有这么一个强大的力量在。

后来我在台湾念研究生,就是念政治学,到了研究生继续念政治学,当时念政治学是有一个兴趣,因为台湾当时处于一个后解严时代的一个转型不确定期。台湾从1987年开始解严,解严就是解除戒严,过去是采用军事戒严的体制。台湾是号称20世纪最长的军事戒严体制,从1949年到1987年。那民主化之后,民主化初期充满了不确定性,因为不知道民主的方向走向何方。

我们知道过去的体制瓦解,但真的不知道下一步在哪里。当时台湾的国会,也就是立法院还没有改选,所谓的总统也还没有直选。所以很多不确定,还有很多威权时代的法令,限制我们的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所以当时念政治学就是很想要知道:怎么去理解或者去研究,世界上最好的政治经济体制是什么?那最可行的体制是什么?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民主、独裁这些的辩论,所以觉得很大的兴趣。

我从来没有想过写音乐的东西,自己觉得就是喜欢音乐的东西,听这些东西很棒。然后到了我研究生大概三年级的时候,1997年吧,当时就有朋友知道我,在媒体的知道我很喜欢音乐,就让我写写看。当研究生时我已经投稿报纸,写一些时评,在《中国时报》上。当时我记得最早开始写的,应该是些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吧,因为当时戴安娜王妃死了,埃尔顿·约翰做了一首candle in the wind,重新改歌词做这首歌。所以就发现,写音乐是个蛮有趣的事情。然后再把它跟政治联系在一起是因为1998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事情。也就是当时英国首相布莱尔1997年上台,号称新工党路线。到1998年的时候,我就看英国的音乐杂志,一整期都在批判托尼·布莱尔,而且当时英国最牛的,我们最喜欢的英式摇滚的人。这里如果有乐迷的话,一定听过像什么Blur(污渍乐队)啊,Suede(山羊皮乐队)。这些著名的英国乐队,突然都变得很激进,在批评托尼·布莱尔他的政策是多么对不起工人阶级,对不起学生。上礼拜不是英国学生暴动,当时布莱尔也是删减了很多对高等教育的补贴,因为要走向市场化。

我觉得这非常有趣,一方面我对这些政治经济议题很有兴趣。另外一方面因为我是一个乐迷。我想台湾可能没有这方面的介绍,所以就想写一个东西,这是第一篇。然后第二篇也是,因为1999年的时候,U2当时开始参与反全球化,或者关于世界贫穷的问题。我觉得很有趣,他参与这些行动,可是大部分中国读者可能不知道,甚至RadioheadRadiohead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乐团。他去参与了,1998年吧,在德国一个反对G8的一个高峰会。当时我觉得这些都非常有趣,因为这种反抗的行动是我从小就关心的,就像我刚刚说的。那再就是背后所涉及的议题,我觉得非常有趣;再加上自己的音乐理想,所以我想把它写出来。

后来就开始有比较,回头去看整个摇滚乐的历史,其实包括刚刚也有记者朋友问我说,为什么要谈这种东西。我会说其实不管任何时代,任何一种文化领域。各位看,音乐也好,电影也好,艺术也好,其实艺术家很多时候都尝试在质问这个时代重大的历史问题,想要去质问这个时代重大的历史矛盾。各位看中国电影,从张艺谋到贾樟柯,我想都是想回答这个社会转型的问题——我是说以前的张艺谋。像得奖,比如说像刚刚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略萨或尤萨,他一直用作品反抗拉丁美洲的独裁政权。换言之,我觉得这是艺术领域很重要一个传统。当然有的艺术家去质问人性,但很多艺术家想要去质问这个时代的很多问题。

我觉得,摇滚乐特别有这个理想主义的传统也好,或者说跟时代对话的传统也好,我觉得每一个时代重要的音乐人几乎都是这样子的。有些人可能是一时的商业成功,但我们看每个时代,看1960年代我们谈鲍勃·迪伦(Bob Dylan),谈约翰·列侬(John Lenno),1970年代谈朋克(Punk),1980年代到现在,各位要是喜欢摇滚音乐的话,可能知道美国有个最大的摇滚乐队是R·E·M,他当时签华纳的时候,签约金最高。可能在英国爱尔兰的U2乐队,或者各位喜欢摇滚乐的,这十年来比较有影响力的可能是Radiohead或者Coldplay,每一个乐队其实都蛮关心公共事务的。那我觉得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影响力,超越一时的商业影响力,也是因为他们抓到了集体的、时代的焦虑或者是时代的想象。

所以我觉得这个脉络是非常有意思的,我才做这样的工作。这不代表我只听这样的音乐,或者只有这样的音乐才是好的。我也听很多失恋听来抚慰心灵的音乐,或者是纯粹拿来high的音乐,年轻人拿来跳舞的音乐。音乐确实有很多功能,摇滚文化也非常丰富,我觉得只是一方面,这个传统我想把它挖掘出来。这个当然也有我自己专业的关系。

2002年,我30岁,到纽约去念政治学博士。本来想出一本书,把自己青春时代的写摇滚的东西告别,同时好好专心做学术,毕竟摇滚属于青春期的冲动。没想到那本书就是刚才平克介绍的《声音与愤怒》,不但不是我摇滚旅程的终结,反而是我写作旅程的开始。在台湾出版之后,获得还不错的反响。当年获得十大好书,很多年轻人开始买这本书,开始有很多媒体邀约。所以就一路写下来,包括写政治、写文化或写音乐的评论。

不过我要说,我常常会很尴尬。常常有人说我是乐评人,我觉得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很不恰当,因为我很少写碟评或者乐评这样的东西。我只是对摇滚文化或者摇滚跟社会产生兴趣,就像我台湾的另外一个朋友马世芳,我觉得他也不是乐评人,他更多的写一些摇滚的散文。所以我们号称台湾的两大乐评人,其实是非常尴尬的。

这本书就是《声音与愤怒》之后写的,主要是因为《声音与愤怒》出来之后,我觉得自己对于摇滚乐,对于摇滚跟抗议之间,还有太多的不了解,太陌生。所以这本书就是2006年的时候,在台湾一个比较好的杂志叫《印刻》文学杂志,邀请我写一个专栏。那个时候说实话也蛮高兴、蛮兴奋的,能去到文学杂志写专栏,自己写写音乐就变成到顶级的文学杂志,是有点小小的虚荣的。当时开始写,我决定写人的故事。因为人的故事会更有意思,比如说一个创作者怎么去思考他的时代,或者一个创作者怎么去面临其他的很多诱惑,关于明星、关于虚荣的诱惑……我觉得这都是艺术家面临的重大诱惑。比如说在U2,在很多乐团身上都看到这样的挣扎、思考。所以就决定写这样一个专栏。

当然时间不多,我今天想听五条人唱歌,所以今天不会讲很多。这个人叫Woody Guthrie,他可以说是20世纪美国民歌之父,他当时就去各地采集,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很辛苦的劳动者,他就到各地去采集人民的歌,并且为他们唱歌。所以我写他的标题是:“唱人民的歌”或者“为人民唱歌”。他后来非常成功,以至于后来美国的国会图书馆都邀请他去录音,录下这些来自各地的歌,因为这些民歌就负载了各地人民的苦痛、愤怒,他们的哀愁。

所以这个是民歌最早的定义。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是因为,要理解鲍勃·迪伦为什么唱抗议歌曲的时候,我觉得20世纪上半期美国的民歌跟左翼运动有相当强的连接。尤其在20世纪上半期的时候,当时美国是有蛮强大的左翼运动,一直到冷战时期,苏联跟美国对立,在美国所谓的共产党才被连根拔起。就像台湾一样,台湾在1949年以后跟各位分离,在台湾出现了反共的风潮。当时一样,1949年以后在美国开始出现了反对共产主义的想法。可以在早期的时候是非常强烈的左翼运动,跟当时的民歌是非常强的……

Woody Guthrie做了非常多的公益歌曲,他到处为工人唱歌。有一首歌特别有名,在美国几乎是家喻户晓,每个人都会唱的……《这是你的土地》:

this land is your land
this land is my land
这是你的土地,
这是我的土地。

大家看这个歌歌词很简单,这是你的土地,这是我的土地,从加州到纽约……这首歌一直被误解,在美国很大程度上被误解成爱国歌曲,因为好像在歌颂土地,一种传统的乡土的感情。但实际上这是一首很左翼的歌曲,因为它指的你跟我,就是你跟我,是没权没势的人,是一般的人。他说这个土地是属于你跟我,而不是属于那些有钱的资本家的,我想这首歌现在蛮适合在大陆唱的。我最近在台湾写了篇时评文章,就是用这个做标题,因为台湾今年也出现了严重的拆迁问题,就是怪手直接开到台湾农民的田地去要盖科学园区,我就用这首歌做文章的标题。

等一下我会放……跟Woody Guthrie同时的一个人叫Peter Seeger,这个人的故事也很有趣。他老爸就是美国社会音乐的始祖,开山祖师,也是共产党。他继承了父亲,又关心音乐又是左翼分子……他到哈佛大学念了一年就不念了,开始玩音乐。特别是开始研究斑鸠琴,他认识Woody Guthrie之后就非常喜欢Woody Guthrie,因为Woody Guthrie简直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向往的一个吟游诗人的形象,抱着吉他在各地流浪,他根本就是属于人民的一部分。这个人是哈佛的学生,不能说是纨绔子弟,是一个出身背景都很好的人。可是他开始跟着Woody Guthrie一样,在各地采集民歌。而且他们组成的乐团,开始为工人唱歌。

Peter Seeger,我自己非常佩服他,我觉得他几乎穿越了整个20世纪的斗争。从20世纪上半期,我刚才说的美国的左翼运动,到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白色恐怖,他深受其害,因为他跟共产党关系密切。然后到1960年代,因为麦卡锡主义,他不能上媒体,成为一个敏感词。但这个敏感词,他更积极地参加草根的民权运动跟反战运动。到1970年代以后,他回到家乡,在纽约的上州,开始参与当地的环保运动。过去几年,在2000年,小布什上台,他出来跟年轻的乐队,大家可能喜欢的Sonic Youth一起办反战演唱会。非常牛的老头,去年90岁,还在不断地唱歌,一直不断地反抗。

我书里面写的故事,也是我在《纽约客》里面看到的故事,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说实话,也在掉眼泪。各位可能看过这个书,知道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的朋友在雨天的时候,开车,下雨,各位知道纽约的郊区是很空寂的,就看到前面一个人怪怪的,举着一个什么东西,看不出来。车开更近的时候他看见那个人举着的牌子写着stop war,停止战争,但一个人站在那边,所有的车从他旁边开过。那是一个下雨的夜晚,当他的车开得更近的时候,他发现是Peter Seeger这个八十几岁的老先生。以他的名声,他大可以通知媒体,但他仍然有自己的坚持,每个月要去那边站几天,举起自己的牌子,告诉大家,要反对战争,反对伊拉克战争。几十年来,他都是这样一个坚持的人,我自己非常佩服。

他有一首歌,可以说是20世纪一个非常重要的抗争歌曲,叫 we shall overcome,我们一定会胜利。这首歌本来是一首典型的民歌,不可考,不知道谁做的。只知道20世纪上半期的时候,在南方的黑人周末到讲堂唱的歌,因为平常工作很辛苦,被压榨,所以他们周日到教堂唱这首歌,我们一定会胜利,一定会克服。后来到1940年代有一天,在一个罢工场合,一群烟草厂的女工出来罢工,这个时候突然天降大雨。这不是我讲得戏剧性,而是我看到故事本身很夸张,太戏剧性了。一群女工手牵着手围着,天下大雨,就有一个女工突然唱起了这首歌,we shall overcome,我们一定会克服,这首歌就突然成为一首……你们知道教堂的那种励志歌曲,变成一首集体抗争的歌曲。

然后1950年代开始南方民权运动开始的时候,各位都知道民权运动吧,我不需要多加介绍,书里面写了一些。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民权运动的历史,我觉得那是20世纪很重要的一个少数人对抗不公平的权力,然后争取到权力,最后获得胜利,非常有启发性。这么多黑人被压迫,通过一个非暴力的方式,获得了,起码获得了一些表面的权力。虽然美国到现在黑白种族问题还是很严重,还是不平等。但这首歌,we shall overcomePeter Seeger就到处在很多地方教唱,这首歌非常适合现场唱。各位等一下我们一句一句来教唱一下,因为这首歌唱的时候你会起鸡皮疙瘩,你会有一种越来越鼓舞人的感觉。我在台湾的街头教年轻人唱过。这首歌被翻译成各国语言的版本,在1980年的韩国光州事件唱过,在拉丁美洲的反独裁唱过,因为旋律很好听,歌词又很简单。

接下来鲍勃·迪伦(Bob Dylan)我想我就不多讲,因为我想这边叙述都很多,既有的书写都很多。我想讲一个事情,就是我这个书其实是想处理一个小小的问题。鲍勃·迪伦(Bob Dylan)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抗议歌手的代名词、代言人。但他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抗议歌手,他只有前几年的时候,写了很多关于时事的歌曲。但是到1964年的时候,开始逐渐告别革命,开始不唱这些歌了,开始转向自己内心或者音乐从民谣转向摇滚。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我其实只是想问为什么。

后来我发现,所以我说,其实整个1960年代初期的民谣气氛其实是跟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因为整个20世纪的上半叶,民歌跟左翼运动其实是结合紧密的。那我觉得鲍勃·迪伦(Bob Dylan)作为一个刚进入民谣的人,他非常崇拜Woody Guthrie。大家知道,他甚至第一张专辑就写了一首歌叫song to Woody ,给伍迪的歌。他到纽约来,就是为了寻找Woody Guthrie的踪影;当时Woody Guthrie已经病重在医院了,鲍勃·迪伦(Bob Dylan)就去医院唱歌给他听。所以我觉得鲍勃迪伦(Bob Dylan)作为一个年轻的、学习民谣技艺的人,他当然很受那种传统的影响。所以他早期写了很多关于正在发生的、正在燃烧的一些种族的议题,或者反战的议题。我觉得他可能很快就发现,那不是他自己真正有兴趣的议题。这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对于鲍勃·迪伦(Bob Dylan)我就不多讲,对我来说,他真的是一个天才。我想讲约翰·列侬(John Lennon)。



因为刚刚过他30周年的忌日,而且我觉得列侬的例子实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在1968年的时候,他写了首歌叫《革命》,后来他成为了国家的敌人,这五个字应该不是敏感词。1968年的时候,这就是我这个书的命题,我觉得很有趣,一个时代的变迁,艺术家怎么去反思这个问题。所以当时我想,1968是一个多么风云动荡的年代。大家知道,在美国或者在法国巴黎的学生大革命,大家知道布拉格之春;在日本,1968年是一个非常迷幻的年代,各种事情都在发生。我就好奇,那当时最大的两个乐队Beatles(披头士乐队)跟 Rolling Stones(滚石乐队)会怎么面对这个事情呢?结果果然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面对方式。我在书里面写了的一章专门来谈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有趣。

比如说,当时的披头士,是约翰·列侬写了一首歌,叫revolution。他当时一开始看到街头这么多暴力冲动,他是质疑这样的事情的。所以歌词当中说:

你告诉我这是一场革命,
你知道我们都想改变世界,
但你想要谈到破坏时,
你不能把我算进去……

因为他是反对暴力的,他当时其实还是一个嬉皮。他们前一年还做了一首歌,叫All You Need Is Love,你所需要的是爱。大家都知道嬉皮运动就是在1967年最盛行,所以当时列侬还是一个充满爱的嬉皮,爱才是解放的目标。所以下一句很好,他说:

你说你要改变体制,
你知道我们都想改变你的头脑,
你告诉我关键的是制度,
但你知道,你最好解放你自己的心灵……

其实对他来说,改变种种都没有用,最重要的是改变心灵。这个当时我觉得美国主要是两大派,嬉皮当然关心的是心灵,另一派左派可能觉得制度更重要。当时列侬站在心灵这一派,最后两句话跟大家比较有关的:“如果你要带着毛主席的照片上街头,无论如何你是不会成功的”。大家知道在西方的左派是非常崇拜文化大革命的,手上拿着毛主席语录,仿佛觉得自己是西方的红卫兵。所以他质疑这样的街头暴力的倾向。

另外一个乐队,滚石乐队,我刚刚说到,滚石乐队的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参与了当时伦敦的反美游行。他看到在海峡的一边,巴黎的学生革命,所以他写下一首歌叫Street Fighting Man,街头斗士,那一首歌从前奏听起来就非常像是一首战歌,非常的好听。

1968年的时候,英国的左派知识分子真的非常认真地讨论摇滚乐有没有可能作为革命的力量。所以他们看到米克·贾格尔的歌词Street Fighting Man,觉得非常兴奋。然后他们在那一期,就登了米克·贾格尔的歌词,还登了另外一个是恩格斯的《谈街头运动》。我觉得太牛逼了,一个恩格斯跟米克·贾格尔放在一起。而且他们另外写一篇文章批判约翰·列侬,说你背叛无产阶级,因为你不赞同我们的革命,你批判暴力。那这个语言大家都很熟悉,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约翰·列侬后来自己写了一篇文章回应,这个在我书里面都翻译出来了,这篇文章。他们就辩论到底改革、改变世界到底什么最重要。我觉得那篇文章非常有意思,但更有意思的是说,历史在这边走了非常不同的两条道路。当时被视为,被左派视为政治英雄的滚石乐队,他其实也就做了这么一首政治歌曲,之后就再也没有做了,继续去做他们的摇滚政治明星。当然他们在摇滚乐上确实是一个非常棒的乐队,然后就慢慢变明星,然后就变恐龙,到1980年代之后,没有再多大的太兴奋的音乐。

可是约翰·列侬1968年之后就变得不一样了,就和一个女人,他认识一个很棒的女人叫洋子,小野洋子。小野洋子也一样,就跟鲍勃·迪伦一样,所以我觉得选择另一半蛮重要的。他认识小野洋子之后就变得更积极,因为小野洋子比他更聪明,是一个前卫艺术家,而且更关心政治。所以那一年开始,他开始更积极地涉入反战运动,他当时是很反对这类事情的。包括他们……大家知道的照片……他们去阿姆斯特丹度蜜月,在床上,施行了床上静坐的行动。做了歌曲,Give peace a chance 《给和平一次机会》之类的,也参与了实际的街头运动。

1970年他搬到美国去,因为小野洋子,他开始跟一些左派,包括当时美国的黑豹党、新左派、艾伦·金斯堡这些人开始混在一起。他们想要掀起反文化的力量,去震撼政权。因为当时在美国,1972年是尼克森……尼克松……我知道大陆的翻译……要竞选连任总统。因为那一年美国要改变选举制度,从20岁降到18岁,也就是说会多出几百万个年轻选民,所以约翰·列侬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于是尼克松就害怕了,当时有参议员就跟当时FBI胡佛,调查局长胡佛就说,这家伙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毫无疑问,约翰·列侬,所以当时就把他驱逐出境。那从此,因为约翰·列侬当时在英国因为持有大麻被捕的例子,所以就开始,列侬开始跟这个国家打了持续4年的官司,到1979年才赢。大家知道,赢了之后他也没有快乐很久,在三十年前的12月,他被枪杀。

我记得几年前读到这个例子的时候觉得蛮夸张的,一个民主国家,会把国际巨星当做敌人要驱逐出境,这个当然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事情。我自己也很喜欢,我这里面写到一句话,我觉得也是约翰·列侬非常重要的一句话。约翰·列侬是1960年代反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大家知道60年代结束了,其实好像没有换来多少东西。好像60年代没有沉淀下来太多,所以在1970年,约翰·列侬到美国的时候,他参加一场演唱会,他就说了,他说:60年代的花枝力量……就是flower power,就是嬉皮的东西,花枝力量失败了;那又怎么样,so what, 我们重来一遍就是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牛逼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上一场、60年代那些想象、那些梦想失败了,那又怎么样呢?在这个十年的开端,我们重新再来一遍就是了。当然我刚刚也说了,虽然要重新再来一遍,但是他撞墙了,撞到了尼克松政府。在1980年代,他并没有机会实行下一个十年了,这是非常遗憾的。

这个是我很爱的一个女人,叫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而且我很高兴她的新书,大家知道她的新书明年应该就会在“学而优“出现了。她的自传Just Kids今年获得了美国图书奖非虚构类的得主。不知道是不是广西师大要出,台湾也会出中文版。

在摇滚乐之前,几乎没有这样一个形象,可能只有Jefferson Airplane是比较凶悍的这样一个女子的形象,她就为女性开启一种新的可能。那我自己今年读到一个新的资料,我更想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她说她一开始进入音乐的时候是以一种政治的角度进入的,这种政治不是狭义的政治,政治是说,如何影响年轻人的心灵。我觉得这个是说我们对摇滚乐的期待,都在她身上表现出来了。1960年代的时候,我们有肯尼迪总统,有鲍勃·迪伦,有滚石,是一个兴奋的年代。1970年代开始,一切都变得保守了。

她是1975年开始进入摇滚乐的。她希望打开年轻人的心灵,她希望美国保守的1970年代能够开启新的可能,让同志同性恋、让小偷、让黑人、让各种怪人有一个空间。我觉得某一个程度,你不能说她没有做到。大家都知道在七十年代中期,因为她还有其他一些摇滚人,“雷蒙斯”(The Ramones),“传声头像" (The Talking Heads)这些,确实打开了美国音乐一个新的空间,而且这个朋克运动流到英国,形成了英国的朋克运动。所以他们确实打开了新的可能,包括后来的音速青春(Sonic Youth)这些乐团都是受他们影响。所以在美国七十年代后期,整个音乐文化都是非常丰富的。包括No Wave这些实验噪音运动的出现。到八十年代的时候,1980年代她退隐江湖,跑去结婚生子,在密歇根。她说,本来我进入摇滚乐就不是为了成名,不是为了当明星,我是为了打开这个空间,现在我的任务结束了,所以她觉得我可以退隐了。而且她觉得,我没有太多的话要说。

我自己非常欣赏她这个态度,我觉得她到现在都还是一个蛮坚持朋克精神的一个人。怎么说呢,什么叫朋克。我觉得朋克当时的一个重点就是说,把音乐的诠释权重新夺回到人民身上。摇滚乐到六十年代后期,发展得越来越庞大了。这个大家很熟悉,好像就是说,要上很大的地方,体育馆,一定要技术很牛逼才能玩摇滚乐。而朋克打破了这种东西,希望把音乐重新从商业机器中夺回来,夺到人民的手中。我过去,2006年去纽约,五年,我看了五次Patti Smith的演出,因为真的很便宜。她已经是一个这么传奇的人物,都还有这么便宜的演出。有一次在我们学校,哥大,表演,她跟他长期的伙伴莱尼·凯(Lenny Kaye)一起表演。她出一本诗集,只要7块钱美金,我觉得真的是很划算。7块钱,这么一个传奇的人物。然后又一次,她出专辑叫Twelve,十二,大家知道这张专辑,她在里面有翻唱涅槃的歌。出这张专辑,办发片演唱会,15块美金;而且还送专辑。不过当然了,因为是发片,她只唱了3首歌,是一个很短的set,当然我也觉得也很值回票价了。

更何况还有这个……这是我,这是追星族,这是小时候。可是我印象中是,不知道盗版碟有没有卖,她的一部纪录片,有卖吗?叫Dream of Life,这是Patti Smith去年的一部纪录片,前年吧。台湾金马奖也有演,那个纪录片拍得非常的诗意。这部纪录片在纽约演的时候,是在一个艺术电影院,很小。在那里演出的时候,她每一场都出席映后座谈,跟导演在现场聊天。因为这个戏院很小,宽度跟这个大概差不多。演完之后,我就去买咖啡。她也突然出现在我旁边买咖啡。这种巨星不是应该躲起来,或者旁边有保镖之类的吗。她竟然在我旁边买咖啡,我想不能错过,还是很害羞地上去,追星一下,跟她拍了这张照片。

这个The Clash,朋克乐队,我想也写得蛮多,我也不再多介绍了。我只想讲几句话,就是我自己写的几句话。我觉得这个话还蛮好的。我比较这个The Clash冲击乐队跟性手枪Sex Pistol。我说,如果性手枪是要拆解摇滚乐的神话,冲击乐队则是要改变摇滚乐,它成为一个重要的乐队。如果性手枪是无政府主义似的发泄年轻人的不满,冲击乐队则写下一篇篇激进的政治宣言。他们批判腐败的国家机器、社会贫富不均、青年失业,以及种族不平等问题。如果说性手枪是个人式的与虚无,是要摧毁体制,冲击乐队则要人们团结起来,要在破坏之后重建。然后那个主唱叫Joe Strummer,叫做乔。乔说,他们不是无政府主义,也不相信无秩序,而是希望人们知道自己的权利。

这是他们的一首歌,叫Know Your Right,知道自己的权利。并争取自己的power,另外一个权力。他说,朋克音乐本质上就应该是抗议音乐,就是一种社会运动。他说我们试图做出我们认为对这个时代重要的政治工作,也希望这些工作能够进一步启发更多的世代。同样,我觉得这个Know Your Right这个歌也蛮适合放在现在的中国大陆的。

最后,讲大家都很熟悉的。讲了这么多古老的,终于到最贴近的U2了。我觉得U2很有意思的,很值得做一个分析。他们大概曾经三十年……我写这个文章的时候就是许知远那个《单向街》杂志邀我,就是前年吧。就是因为U2三十年,写U2 三十年的音乐与政治。他们三十年来的确都在思考他们那个时代最重大的问题。八十年代他们刚出道的时候,他们作为爱尔兰的乐队,关注北爱尔兰的问题,关注波兰团结工联的问题。然后到八十年中期,1986年,最有名的专辑《约书亚树》(The Joshua Tree),他们开始关注美国在中南美洲的外交政策的问题。

其实当时我小时候听这个音乐的时候,我并没有这样的质疑。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因为《约书亚树》太多有名的歌曲,With or Without You,这些超级摇滚金曲,这张专辑也有一些比较不出名的歌曲,是讨论,是他自己去了尼加拉瓜、萨尔瓦多,他看到当时的人权问题,以及美国如何扶持当地的右翼政权,造成了很多问题。因为他当时是跟大赦国际合作,因为U2当时刚刚跟大赦国际合作,Amnesty International,在美国做一个巡回演出。后来他去了,看到当地,美国如何破坏人权问题。到1990年他做了很多歌,关于两德统一的,2001年送给昂山素姬的,Walk On

过去十年,差不多从1999年一直到现在,摇滚史上,可能从来没有人比U2Bono,有这么强的政治影响力。他参与各种,比如达沃斯的座谈,世界经济论坛。然后跟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到教宗,跟所有的人去游说,让他们去解决非洲的贫穷问题。这个我在书里面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可是有趣的是什么,我发现,有趣的是,过去十年,当他的身影在政治舞台上无比巨大的时候,他却没有写这些歌曲。他说,我当然知道,拿着一个汽油弹在街头点火的形象会比拿着一个公事包,里面装着各种政策性的文件,更sexy,更性感。但是他觉得政策性的游说还是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其实我在书里面讨论了他说的是不是合理。甚至于说很巧的是,我在04年出版《声音与愤怒》的时候,当时括了他一句话。当时他接受《时代》杂志访问,他说他慢慢开始不相信,在大型的体育馆里面办演唱会,会比去从事政治游说更重要的工作。他说他开始不相信这些事情了。所以当时非洲贫穷问题,他没有去办什么演唱会。我这个书2004年出版之后,2005年,大家知道他们办了超级大型的演唱会。2005年当时有一个八大国家的高峰会G8在苏格兰举行,那年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非洲贫穷的问题,非洲发展的问题。当时他们就在西方办了6场演唱会。同时办,取名叫Live Eight

比如说我写到布鲁斯•斯普林汀(Bruce Springteen),斯普林汀早期写了非常多关于劳工的歌曲。但是现在他已经是美国的超级大巨星了。他的演唱会是两秒钟之内就会卖完。我们台湾讲叫秒杀,我不知道大陆是不是这样讲。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的演唱会,因为都是秒杀。就是两秒钟就杀光了,没票了。大陆有没有这样讲?这个台湾名词可以学一下,很好玩。可是我说了,斯普林汀不是一个像Peter Seeger或者我刚刚有一个图片的Billy Bragg,一个英国的社会主义歌手,他们不是像他一样,是一个Activist,不是一个运动者,或者鲍勃·迪伦。但我觉得又何妨,因为布鲁斯•斯普林汀以他是一个超级巨星的位置,只要他仍然愿意写出社会关怀的歌,他是一个公民嘛,我觉得这个公民的角色他就扮演得很好。我不要期待每一个都是投入运动者。就像我刚才说的鲍勃·迪伦或者周云蓬,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关怀。我也许喜欢抒情的诗,我也许喜欢讨论爱情,就像周云蓬,听说最近在《城市画报》开爱情专栏,蛮好看的,因为老周是非常幽默的人。

你到现在,各位有机会看到U2的演唱会的话,还是非常牛逼的演唱会。非常高级的声光效果,可是他还是有很多方法,非常煽情的,去传递他所要传递的政治信息跟社会信息。那我最喜欢讲的一个,放的一个视频,在大陆不能放。在台湾我都会放的一个Youtube的片段,其实没什么。就是1986年的时候,U2写一首歌,叫做Mother of the Disappeared,消失者的母亲。谁是消失者就?就是当年在独裁政权体制下,有很多阿根廷、智利的这些人被逮捕,被绑架、消失。后来这些人的母亲站出来,组成一个广场母亲的团体,所以说U2他们写了这首歌。1998年的时候,U2乐团到圣地亚哥办演唱会,那个视频在Youtube上有,我昨天晚上找了,在优酷网和土豆网上没有。他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就把这些母亲一一叫上台。这些母亲就举着他们孩子的牌子,一个一个念着他们孩子的名字,然后他们开始唱这首歌。

歌词是这样的,他说:

午夜,我们的儿子还有女儿,
从我们的身边被带走,
我们听见他们的心跳,在风中,
我们听见他们的笑声,在雨中,
我们看见他们的眼泪,
听见他们的心跳。
我们的儿子赤裸的站在墙边,
我们的女儿在哭泣,她们在雨中垂泪。

然后他跟着唱了这首歌,就是Mother of the Disappeared,这个,说实话,我也是意有所指的,当然另外一群母亲也是一样。最后,我想放一首歌,作为今天这个报告的结尾……
片尾U2 演唱视频:消失者的母亲

MOTHERS OF THE DISAPPEARED
Midnight, our sons and daughters
Were cut down and taken from us
                    
Hear their heartbeat...           
We hear their heartbeat

In the wind, we hear their laughter
In the rain we see their tears
Hear their heartbeat...,
we hear their heartbeat

Night hangs like a prisoner
Stretched over black and blue
Hear their heartbeat...,
we hear their heartbeat

In the trees our sons stand naked
Through the walls our daughters cry
See their tears in the rainfall


              记录:李莹莹 整理:艾晓明
2010115